[拼音]：yayue
[外文]：ritualmusic
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用于宗教、政治、风俗的各种仪式典礼中的音乐。后世称之为雅乐，盛行于周代。
雅乐的产生周朝的统治阶级深知利用音乐于政治目的，在其建国之初，姬发（周武王）伐殷时，军中前歌后舞，以张士气。灭殷后又作了《象》和《大武》（见《武》）两个大型歌舞以夸战功。以后从姬旦(周公、武王之弟)开始，陆续制定了各种贵族生活中的礼仪和典礼音乐，使音乐为巩固王权统治服务。他们把礼、乐、刑、政并列，也就是使政权、法律这些制度上的统治手段和意识形态的以宗法为内容的礼仪规定，以及与礼仪规定结合在一起的雅乐，构成贵族统治的内外支柱。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公元前1027～前481），出现了雅乐的黄金时代。
雅乐的繁盛
《周礼》、《仪礼》、《礼记》所载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各种贵族礼仪，其中与音乐有关的为：
（1）郊社：祭天地神明的祭典。
（2）尝禘：贵族祭其祖先的祭典。
（3）食飨:政治上外交上的宴会等。包括：大飨，天子宴诸侯，或诸侯互相宴欢；燕礼，群臣饮宴；大射，天子或诸侯与群臣比射；养老，天子慰问年老的诸侯。
（4）乡射:乡里中贵族、地主的联欢仪式。包括：乡饮酒，乡里中官僚和地主们的定期宴会；乡射，乡里中官僚和地主们比射的集会。
（5）王师大献：战争胜利时举行的凯旋庆典。
（6）行军田役：用于军事演习性质的狩猎。
对于何种典礼使用什么音乐，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如“王出入”、“尸出入”（用某个活着的亲属代替死去的祖先受祭，称“尸”）、“宾至庭”、“宾受爵”（指以爵献酒）等，其歌唱、舞蹈、器乐演奏所用的特定的调式和乐曲，各个不同乐曲的演奏顺序，以至乐器的种类、数目，乐器的陈设方位，都有具体规定，甚至规定了乐师就位时走过的路线等。《周礼·春官·宗伯下》、《礼记·仲尼燕居》、《仪礼·燕礼》等文献中，其例甚多。
各种主要典礼音乐的歌辞，大都载于《诗经》，多数属于《诗经》的“大雅”、“小雅”、“颂”，少数属于“南”（见诗乐）。这些典礼的仪节方式，以及与之相配合的雅乐，气氛庄严神秘而又沉闷呆板，和当时的青铜器以及其他传世的艺术品一样，虽有古朴、宏伟和庄严之美，但又给人以沉重和压抑之感，这是由君主制和为少数贵族歌功颂德的美学观念所决定的。
雅乐所用的乐器如编钟、编磬，要花费许多人力物力才能制造，非一般人所能置备。后来贵族音乐中夸耀豪富的成分愈重，乐器制作愈益考究奢侈，战国时期铸大钟的记载甚多。乐器如钟、磬等(有时连同乐师在内)，常用为外交上馈赠的贵重礼品，如《左传·襄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歌钟二肆(两架)及其镈、磬。”1978年3月在湖北随州擂鼓墩发掘的曾侯乙墓，约葬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战国初期），出土古乐器124件。尤其是其中一套65件的编钟极为精美，从实物上印证了周朝雅乐的辉煌面貌及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古代音乐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雅乐是礼、乐结合的产物，等级观念深深渗入其间，不同等级的贵族，其使用乐器的种类、数目、舞蹈队的人数，都有严格的界限。周室有王家的庞大的中央音乐机构，名“大司乐”，职掌音乐行政、雅乐的演奏和贵族的音乐教育，人员众多，职能分工很细，各项制度很周备。由于统治阶级重视雅乐的政治作用，因而把音乐规定为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诗、书、礼、乐，并称“四术”，贵族子弟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接受这种教育（见大司乐）。
雅乐的发达，集中地代表了青铜时代晚期的贵族及奴隶主阶级在音乐文化上的成就，它对于巩固奴隶社会分封秩序和积累音乐艺术实践的经验，发展乐制、乐器等音乐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是有意义的。
雅乐的衰落雅乐兴盛了近400年以后，到春秋、战国时期，雅乐的政治作用就随着周朝中央政权的衰落而逐渐消失。它在应用上的种种规定已无人遵守，诸侯贵族们对雅乐感到厌烦而喜爱俗乐。如《乐记》载：“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孔子就曾有“礼崩乐坏”之叹。在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时期，雅乐虽然不断借政治力量勉强留一席地，但已是一种毫无生气的赝鼎僵尸。
自汉以后，雅乐所赖以生存的“礼”已不具有周代那样的重要政治意义，雅乐也就更见衰微，其较“纯正”的部分，如祭典所用，或沿用前代残留的遗音，或出自当时的拟古之作。另外的带有娱乐性质的部分，即朝会或宫廷宴飨典礼所用，已大部分是引用当时的民间曲调了。汉以后，雅乐的主要乐器如编钟、编磬、埙、篪、瑟等，已被新兴的乐器如琵琶、横吹等所取代，乐器领域发生了很大规模的更新，雅乐的许多乐器逐渐在音乐苑囿里消失。即使在后世拟作的雅乐里，使用的乐器也掺进了许多不纯的成分，如清代的宫廷雅乐中有方响、云锣、铜角等等。
雅乐的残余秦、汉两代的宫廷中，还有周代以来家世相传的旧乐工，还保存有某些雅乐旧乐器，还能模拟一些旧时雅乐的音调。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曾献出他所搜集的“八佾之舞”。
到了燕乐繁盛的唐代，雅乐虽还在形式上存在，但宫廷的音乐人才集中于燕乐的坐部伎、立部伎，两部淘汰下来的、才能庸劣的人才去习雅乐，可见雅乐已不受重视。隋唐的帝王、官僚虽几次讨论雅乐的律制、乐器形制等问题，但与音乐艺术完全背离，只是虚构一些仿古的赝品，毫无艺术生命。
复古思想异常浓厚的宋代统治者，对雅乐花费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制造了大量的仿古乐器，在演奏的曲目、乐器种类数量、具体的安排以至乐工、舞工的服装等等，一依古制。宋以后还有一些文人拟古的“诗乐”，如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赵彦肃所传的《风雅十二诗谱》，其性质和应用范围也属于雅乐一类。
清代的几代皇帝特别是康熙、乾隆两朝对雅乐也特别有兴趣。康熙主持编纂了一部《律吕正义》，并制造了一套雅乐乐器(存于北京天坛)。乾隆主持编修了《律吕正义后编》及《诗经乐谱》，并用贵重的金玉材料，精细的工艺，制造了编钟、编磬，外观十分辉煌（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有些非祭典性的宫廷雅乐，则引用了当时的民间音乐。如《铙歌大乐》（皇帝出行时的仪仗音乐）的器乐部分，实际上是援用民间曲牌〔朝天子〕（因是沿用旧谱，与现存同名曲调相异）。在宫廷元旦朝会时演奏的《海清》（歌颂升平之意），其实是把民间器乐曲《海青拿天鹅》改了名字。清朝的雅乐还使用了少数民族的乐曲，如番部合奏、回部乐、瓦尔喀部乐舞、高丽国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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