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原型是谁（军统郑耀先原型是谁）

毛人凤这个名字想必很多人都知道。戴笠死后，毛人凤接替戴笠，成为国家党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心狠手辣程度，一点也不比戴笠差。

不过，尽管毛人凤在军统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要论起资历来，他却不是资历最牛的军统特务。

曾经有一位我党的地下特工，资历就比他老了很多。这名红色特工还一度成为毛人凤的顶头上司。这名红色特工就是电视剧《风筝》的主人公郑耀先的原型范纪曼，相信很多人通过电视剧《风筝》，对我党红色特工郑耀先的心狠手辣、机智勇敢有了很深的印象，但却对郑耀先的原型范纪曼知之甚少。

那么，范纪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走上红色特工之路的？他在潜伏敌营长达19年的时间里都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事情？此外，他的人生最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

1906年，范纪曼出生在四川省梁山县马家场，也就是今天重庆市梁平区。1925年，19岁的范纪曼离开四川来到武汉，进入当时国民党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这所学校也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当时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正在这所学校燃烧，很多热血青年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进入学校之后，范纪曼很快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年后，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北伐战争打响之后，范纪曼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成了一名排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范纪曼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不久，汀泗桥战斗打响，范纪曼猛冲猛打，却不幸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

在此期间，国民党的反动嘴脸也开始暴露出来。范纪曼接受党组织的命令，回到老家四川发展建立党组织。

1929年，23岁的范纪曼再次接受组织命令，前往西南美专、重庆高中等学校秘密从事学生运动工作，积极发动学生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在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范纪曼又接受组织命令，从重庆抵达上海，开始在法租界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担任我党地下交通联络员。

1930年，上海各界进步组织发起纪念五卅[sà]惨案纪念活动，范纪曼也前去参加，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上海市的警察早就盯上了他，将他逮捕入狱。

入狱之后，国民党警察对他百般折磨，让他交代我党的地下组织有关情报。但范纪曼面对酷刑，却丝毫没有畏惧胆怯之情。敌人一看从范纪曼身上拿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随后在党组织的周旋营救下，就把范纪曼给放了出来。

走出监狱的范纪曼知道自己无法继续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加之又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所以他最后选择和女友彭雅萝[luó]去北平一边求学，一边想方设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

不久，在一个名叫薛迅的女同学帮助下，范纪曼终于和北平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然而，虽然范纪曼找到了党组织，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政策。党的各级组织遭受到程度不同的严重破坏，导致很多同志的组织关系一时没有办法得到证明和恢复。

因此，北平地下党组织一时半会也拿不到范纪曼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一切证明资料。所以也无法给范纪曼派遣工作。

但急于想为党工作的范纪曼提出要求，表示组织关系他可以等，但最好让他先开展工作。北平党组织也答应他的要求。

范纪曼虽然是军人出身，但却是一个能文能武之人。他凭借着自己扎实的知识，成功考入当时著名的大学北平大学，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深入学习。

此外，他还利用自己爱好文学的特长，与戏曲系的同学建立深厚友谊，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戏剧和诗歌，并出版了自己的诗歌集《汐之螺》。

多才多艺的范纪曼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在他的推动下，戏剧系的很多同学和他一起加入进步组织“左联”。此外，侠肝义胆的范纪曼还为营救被捕同志而积极奔走。

当时，我党天津市委书记曹策被敌人逮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监狱。曹策被关进监狱之后，就开始四处委托人营救他。当他得知自己的同乡范纪曼也在北平时，就写了一封委托信，让别人带给范纪曼，请求范纪曼对自己施以援手。

范纪曼接到信之后，就开始积极奔走营救曹策。当时陈恭澍是国民党驻北平某个部队内部秘密刊物的负责人，和范纪曼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同学，此人在北平军政界有一定能力。范纪曼就通过关系找到了陈恭澍，并以同学身份登门拜见陈恭澍。

陈恭澍非常客气地接待了范纪曼，当他得知曹策是范纪曼的亲戚时，就满口答应了下来。

不过陈恭澍却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要求范纪曼帮助自己抄录一些美国公使的外文资料，并翻译成中文交给他。范纪曼还以为是什么条件，当他得知是这样一个简单条件之后，就非常愉快地答应了。

但是，当他拿到一摞美国公使馆的材料之后，粗略一看，禁不住大吃一惊，原来这份资料里竟然有不少文字记载了国民党与日军之间不可告人的军事和外交情报。

陈恭澍之所以要将这些资料交给范纪曼，主要是因为手底下没有通晓英文、法文的人，当范纪曼出现之后，陈恭澍恍然大悟，自己这位同学不仅是黄埔军校时期的高材生，如今又在北平大学深造，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最关键的是，这位同学还有事求自己。

陈恭澍立功心切，就急忙和范纪曼做起了交易，将这些资料大胆交给范纪曼来翻译。

范纪曼一边翻译这些资料，一边秘密积极寻找党组织成员，希望将这些重要情报交给党组织。

过了几天，曹策被国民党放了出来。但范纪曼寻找党组织的工作却并不顺利，由于他的身份证明材料还没有转移到北平党组织这边来，对他的身体也不能做最终确定，所以北平地下党组织为了规避风险，严格遵守地下工作原则，不愿意与他建立关系。

但在范纪曼表示自己手里有重要的情报，一再强调要亲手交给党组织时。最终，北平地下党特科一位名叫冀丕扬的同志经组织同意，与范纪曼冒险见面。

当冀丕扬见到范纪曼之后，看着范纪曼转交过来的情报，才知道这些情报的价值对我党有多么重要。同时也对范纪曼为党工作的行为大加赞赏。

之后，范纪曼又将自己翻译好的文件交给陈恭澍，陈恭澍大喜过望，对范纪曼也颇为信任。

接下来的日子里，获得陈恭澍信任的范纪曼俨然成了专业翻译人员，陈恭澍经常会将一些重要情报交给范纪曼翻译，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范纪曼却已经成为一名红色特工，把他所有的翻译资料都会备份一份交给北平地下党组织。

可以说，这些情报对我党来说非常重要，让党中央对国民党和日军的动向有了很大了解。就在范纪曼不动声色从陈恭澍这里源源不断为我党输送情报的时候，北平地下党组织却出现了叛徒，由于叛徒出卖了北平地下党组织大多数同志，很多重要同志还没有来得及疏散，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起来关进监狱，这其中就有一直和范纪曼联系的冀丕扬。

在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之后，范纪曼也被叛徒交代了出来。

陈恭澍得知自己的老同学范纪曼把自己的重要文件交给北平地下党组织后勃然大怒，下令把范纪曼抓起来关进监狱。

第二次被关进监狱的范纪曼在女友彭雅萝的积极奔走之下，一些黄埔军校的同学也纷纷愿意站出来给范纪曼做担保。

陈恭澍一看这么多人为范纪曼说情，也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把范纪曼放了出来。

出狱后的范纪曼并没有停止为党工作的步伐。他一边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一边又积极寻找机会为党工作。为了成功获取日军动向，范纪曼有意寻找机会参加日本驻北平公使馆的外交招待会。

不久，在一次招待会上，范纪曼认识了刘尊棋，刘尊棋又把刘逸樵介绍给范纪曼。此时的刘逸樵是共产国际的情报负责人。

在刘逸樵的领导下，范纪曼负责从大量报纸报道中收集有价值的情报。为了方便范纪曼工作，刘逸樵还为范纪曼安排了一个工作室，印刷了工作名片，并为他制造了一个美国檀香山《自由日报》的记者身份。

在这里，范纪曼提供的情报对我党制定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5年初，范纪曼成功打入国民党军统，靠着自己出色的工作，还一度代理了一段时间军统北平站站长职务，而当时毛人凤还只是军统北平站一个小人物。是范纪曼的手下。

这年，日军加大了侵华步伐，六月下旬，一直关注日军动向的范纪曼发现日军华北驻屯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突然来到北平，准备与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见面。

获得消息之后，范纪曼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知刘逸樵，并预测梅津美治郎此次北平之行，一定是与何应钦谈判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的统治权。

果不其然，当年七月，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达成协议，日本在夺取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上迈进一步。

党中央得知情报之后，便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对何应钦的卖国行径大加斥责，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击日本。

不久，刘逸樵就因为有别的工作，离开了北平。而范纪曼也因为战争影响，不得不带着女友彭雅萝离开北平来到上海工作。

1937年，眼看着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化，为了女友的安全，范纪曼让女友离开上海，自己独自一人留下来工作。

为了便于收集情报，他在上海外国人最为集中的华盛顿公寓对面开了一家店，专门贩卖妇女用品，以此为幌子开展情报工作。在他的工作下，将一些日军的情报传递了出去，让日军遭受重大损失。

1941年9月的一天，失去联系好几年的刘逸樵突然出现在范纪曼的店里。他告诉范纪曼说，在法租界有一部专门与党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被泄露，日军正计划进入法租界查抄这部电台。如果这部电台被日军查抄，往后就无法把前方的消息及时传达给党中央。因此，让范纪曼想方设法把这部电台保留下来。

时间紧张，范纪曼接到任务之后，明知非常凶险，但他还是抢在日军到达之前，来到法租界，将电台装进纸箱和麻袋，成功将这部电台从法租界带了出来，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为了保护这部电台，范纪曼耗费了大量的心血。

由于电台要经常变换存放地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寻找一个新地方。所以范纪曼先是把电台放在静安寺大华商场，并开设了一家文具店做招牌，又在文具店中央挖了一个大洞存放电台，继续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

此后，为了减少电台暴露，又把电台搬到法租界自己租住的家里。在转移电台的过程中，险象环生，他们不得不把电台拆开分批携带，一路躲过了不少日军的检查车辆。后来，有惊无险地把电台成功转移。

1943年，范纪曼又开了一家书店作掩护，继续为党中央搜集情报。

有一天，正在书店忙碌的范纪曼突然发现陈恭澍站在门口。作为老同学，陈恭澍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说他此行的目的是希望范纪曼为国民党工作，帮助自己搜集日伪情报。

随后，范纪曼将这个情况汇报给党组织。党组织经过认真考虑，同意了范纪曼借此机会打入敌营的想法。

至此以后，范纪曼就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特工，他一方面将搜集到的情报交给陈恭澍，一方面又暗地里将搜集的日伪情报以及国民党的一系列情报秘密转交给党组织。

然而，就在范纪曼每天紧张投入情报搜集工作中时，日本人宪兵却将他抓进牢房。原来，秘密电台的工作人员因工作暴露被日本宪兵所抓，随后就把范纪曼给牵扯进来。

进入日本人的大牢之后，要想出来可谓困难重重。但这次陈恭澍并没有袖手旁观，反而伸出援助之手。他告诉日本人，说范纪曼是为他工作的，想方设法把范纪曼从日本牢房中解救出来。

1948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但是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有我党两个重要人物被关在里面，这两个人分别是抗日联军副总指挥杨树田，另一个是我党地下党员李一鸣。

当时日本刚刚宣布投降，国民党军队尚未接管上海，正是营救他们的最佳时机。上级党组织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把此次营救任务交给范纪曼。

从重兵把守的提篮桥监狱救人，这对范纪曼来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然而，他还是接受了营救任务，准备以一己之力营救自己的同志。

就在范纪曼一筹莫展的时候，他遇到了自己的一位老同学李时雨，而且这位老同学正好是一位国民党干部，更为巧合的是，李时雨还是一名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红色特工。

此时，李时雨的身份是国民党即将接管上海管制权的重要人物。

他为范纪曼找来一套国民党少将军官官服，让范纪曼穿上这套官服，乔装打扮成从外地来上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然后由李时雨带着范纪曼去提篮桥监狱，把自己两位同志提出来，这样就能圆满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虽说这条计策有些冒险，但成功的把握却非常大。

于是，在李时雨毕恭毕敬的带领下，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提篮桥监狱。监狱长沈冠三一看范纪曼表情傲慢，威风凛凛，急忙迎接上去。谁知范纪曼却装模作样对着沈冠三一顿训斥，大骂沈冠三随便抓人。

沈冠三被骂得浑身颤抖，不敢抬头正视范纪曼。见沈冠三被自己制服，范纪曼随即提出他要带走杨树田、李一鸣二人。沈冠三急忙点头答应，不过他告诉范纪曼，李一鸣被日本人带走了，现在牢房里只剩下杨树田一人。

就这样，范纪曼成功将杨树田营救出来。

1946年，随着国民党部署内战的步子不断加紧，刘逸樵向范纪曼下达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命令。接到任务之后，范纪曼想通过陈恭澍打入国民党军事组织。但陈恭澍却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此后，范纪曼又设法找到国民党战区司令官顾祝同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张子羽帮忙。张子羽接着又把范纪曼推荐给陈诚。由于范纪曼是黄埔军校毕业，又精通好几门外语，因此陈诚对他颇为关注。

就这样范纪曼化名范行，成功打入敌人心脏。

由于工作出色，不久就被提升为国防部驻上海少将代理专员，主要工作是搜集国际情报。此时的范纪曼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少壮派军官。

在此期间，他将国民党内部大量的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党中央，甚至蒋介石打算退居台湾的情报也被他搞到手里。

此外，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背后的情报战中，范纪曼也同样为我军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

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塌，蒋介石打算把大陆的所有黄金运往台湾，范纪曼得知情报之后，第一时间通知给党中央，并把蒋介石后退的路线、兵力部署以及武器装备等等情况制作成一份详细的“军事地图”设法传递给党组织。

此时的范纪曼并未引起国民党注意，陈恭澍还颇为关切的邀请范纪曼一起去台湾，为他们博取一个退路。但范纪曼却笑而不答。

然而，就在上海即将解放的前夕，由于叛徒的出卖，范纪曼被陈恭澍派人抓到保密局关了起来。

但由于范纪曼的身份特殊，不仅和戴笠认识，还做过毛人凤的顶头上司，又是陈诚的得力干将，所以，保密局的特工都不敢对他动用酷刑，总是以礼相待，把他当做英雄前辈看待。

虽然军统拿不到范纪曼通共的真凭实据，但此时的国民党犹如丧家之犬。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再次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

最后，毛人凤在枪毙人员名单上还是在范纪曼的名字上画上一个红圈。被关押一个月后，范纪曼得知自己被毛人凤画圈，便心里明白，自己这次可能真的性命不保。

但他并不愿意坐以待毙，内心开始思考越狱计划。

1949年4月11日，凌晨四五点钟的样子，范纪曼开始实施起大胆的越狱计划，他捂着肚子痛苦呻吟起来，要求看守人员徐步青给自己弄点开水吃药。

当徐步青离开之后，范纪曼立即拿起平时放脸盆的一块板子，搭在监狱的墙上，越过围墙逃走了。得知范纪曼逃走，看守人员连夜寻找，甚至跑到范纪曼家中寻找，却一个人影也找不着。

不久，上海迎来了解放，范纪曼再次向组织申请恢复党籍，但由于直接和他联系的刘逸樵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恢复党籍的事情一直没有如愿以偿。

此后，组织上又打算让他重新入党，但范纪曼不肯同意。结果，这一等就是35年时间。

1984年12月30日，范纪曼正式恢复党籍，他一生之中最大的夙愿终于完成。

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范纪曼仍然不忘祖国，把自己保存下来的四千多册书刊，全部捐献给了上海戏剧学院，还有上千多张原版唱片，也全部无偿捐赠给上海音乐学院。他说：“让这些书刊、唱片，在培育祖国新一代艺术人才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990年12月6日，一代红色特工范纪曼，以84岁的高龄在上海逝世。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